清华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意义是，它在举国上下的大学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的背景下独树一帜，办出了高品质的教育（研究清华校史的教育史专家苏云峰教授曾说：“我研究清华校史，纯粹出于羡慕与好奇，想知道何谓高品质的学校教育，及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其中的原因在此姑且不谈。这种高品质的教育是与高品质的学术研究分不开的。清华在改办大学后，逐渐成为全国最为属望的一所大学，负有提升学术品位，促进我国学术独立的使命。清华校方也一再强调加强学术研究对于本校及我国学术界的意义。今天单说清华校史上未能实现办学理想的一个机构——短命的农学院。从清华农学教育的历史和农学院院长汤佩松的精心擘划，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一代教育家的苦心，也可以从中领略清华追求高品质教育的特色。
早在1933年时，清华即奉教育部之命添设农学院，校方并未完全遵命，而是做了若干变通。梅贻琦校长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认为，在培养农业人才之前，应该先对农业亟需改良的各项问题详加研究，待研究有一定基础时，再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此本校对于农院设系招生诸端拟稍从缓，而於研究改良农业诸重要问题认为应极先谋进行者也。”次年清华设立农业研究所，分病害和虫害两组，分别由戴芳澜、刘崇乐任主任。1938年，汤佩松受聘到清华后增设植物生理学组。这三个组在财务、经费、人员方面相互独立，直接由学校管理特种研究所的叶企孙负责。抗战时期农业研究所是清华单独开办的事业，与西南联大无关。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在学术成果、资料建设、人才储备等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结束时清华在办理了多年的农业研究所基础上筹备成立农学院，由汤佩松担任院长。汤佩松的目标是把清华农学院办成学术水平很高的农业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他在《筹备方案》中说：“吾国现施农业教育偏重技术训练，缺乏研究倡导，而各农学院之研究工作概凭个人兴趣分别发展，既少连（联）系尤无同力研究共同问题之举。吾国农业发展滞缓恐受此影响非浅。为补救是项缺点，吾校设立农学院性质应与他校稍有不同，即在教授一般农学课程之外应以造就农业科学研究人才为主旨，研究则以少数问题为中心，除由各系在互相合作进行研究外，并力求与理工学院取得联系。”扼要地说，汤佩松的目标是办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农业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类似于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后来在4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一样。他经常表示，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既是一个高级的教学机构，又是一个致力于生物科学研究的基地。在训练学生方面大致分前后两期：“二至三年注重基本科学如生物、理化、算学等，使学生有良好科学基础，经此期训练后一部分学生可转攻医学或生物科学；后期训练则按学生志趣分为二类：（甲）本科生（四年毕业），此期为二年，授以实用农业各课程，得受农学士学位；（乙）应用生物学科，五或六年修毕（前后期共计），与本校研究院取得连络可给予硕士学位。”设想中的学生出路有三：（一）能担当其他一般各农业学校的教学；（二）能进行生物科学（特别与农业和实验生物学有关的）的深入研究，着重和医学及其他实验生物学间的相互渗透；（三）到各级农业研究机构从事实际业务工作。为达到以上的理想和目标，他在教师选聘、入学要求和课程安排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可惜，美景不长，很快就破灭了。第一批新生（1947年秋入学）于1948年秋刚刚到农学院进行专业学习，第二批新生到校学习后不久，北平就进入围城时期，再不久就是北大和清华两个农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农业大学去了。没有实现的理想如同天际的云彩，总是那么美丽，他深情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在从事职业工作以来少有的几次美丽好景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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